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等轴心国( 及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历史。其影响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科技各个层面。

安东尼·比弗以精湛的笔触、细腻的描述,全景再现了那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他以时间为轴,辅以主要战役展开叙事,以丰富的原始资料,以研究战争进程中各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个人与群体的悲剧,权利政治的腐败,意识形态的虚伪,指挥官的极端利已、背叛、刚愎自用、令人难以置信的虐待狂以及不可预测的怜悯等众生百态;更多的细节描写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他不仅仅关注战事本身,也对当时的经济、文化及军事背景进行了介绍,完整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为读者呈现出不一样的二战全史。

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英国历史学家、历史题材畅销书作者。比弗曾就读于温彻斯特大学和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后随军在英国和德国服役5年。他发表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比弗曾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被肯特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他还是伦敦大学贝克特学院历史学、古典文学和考古学的访问学者。

1939年6月1日,格奥尔基·朱可夫(Georgi Zhukov)元帅,一名矮小精干的骑兵统帅,接到紧急命令让他立刻返回莫斯科(Moscow)。早在1937年开始,斯大林就发动了对红军内部的大肃反运动,一直持续着,就连朱可夫元帅也曾被指控有投敌叛国嫌疑,并被扣上了“人民公敌”的帽子,还被送入素有“绞肉机”之称的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 Beria)的俄国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接受审讯。

在肃反运动阴影的笼罩下,苏联那些高级将领们首当其冲的被划定为托洛斯基—法西斯间谍。大约30000人被捕。大部分高级将领直接被枪决,还有很多将领被屈打成招。早在两年前肃反运动开始的时候,处在被怀疑人列表中的朱可夫,就已经做好了随时入狱的准备。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逮捕的日子里,他早已给自己的妻子写好了遗书。“对你我有一个请求”,开头他这样写道,“不要哭泣,要保持淡定,并坚强地接受分离所带来的痛苦”。

然而,当第二天朱可夫乘坐的火车到达莫斯科之后,他既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送入卢比扬卡监狱(Lubyanka Prison),而是被告知前往克里姆林宫,到斯大林的老部下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元帅处报到。内战中此人是第一骑兵部队的指挥官,后就职于苏俄人民委员防御部(people’s commissar of defence)。在大肃反时期,这位“平庸的、不知名的、愚钝的傻子”军人,通过尽心地揭发他人的手段,铲除了很多天才的指挥官,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就曾毫不避讳地称他为“军队中最大的一坨屎”。

朱可夫被告知立刻飞往苏维埃的附属国外蒙古(Outer Mongolia)。在那里他被任命为第57特别军(57th Special Corps)的军长,率领包括苏联红军和蒙古人的武装力量在内的作战部队,给予日本帝国军致命的反击。斯大林对本国军官取得的那些微小胜利成果感到很不满意。面临希特勒在西方发动的战争威胁,斯大林非常急切地想要把来自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的挑衅扼杀在摇篮里。俄国和日本之间的敌对状态早在1905年沙皇时代的那场使俄国人民蒙羞的失败战争就开始了,当然苏联政府是绝对不会遗忘这个羞辱的。所以斯大林肯定会向远东派遣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日本军人受到来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公然挑战。自1936年11月德国与日本签订了《产国际公约》(the Anti-Comintern Pact)开始,蒙古边境线上就不断地在增强兵力,苏联红军和日本关东军形成了对峙局势。1937年,随着双方摩擦事件的不断发生,边境的紧张局势不断升温,其中最激烈的一次摩擦是1938年的长丰事件(the Changkufeng Incident)。该事件发生在哈桑湖(Lake Khasan)附近,也就是距离海参崴(Vladivostok)110公里的地方。

让日本人头疼的是,苏联竟然给予他们的中国敌人大力支持,不仅在经济上,还在军事上给予支持,包括提供 T-26坦克,派遣大量的军事顾问和空军中队“志愿兵”。更让日本关东军的指挥官们感到沮丧的是,1938年8月,日本裕仁天皇内阁官员们竟然阻挠他们对苏联的行为给予军事上的回应。内阁官员们的骄傲自大,建立在对苏联军队不会采取反击行为的错误判断之上。他们要求的只是确保边境上不会再出现摩擦事件。这当然是一种绝对的利己想法。东京的政府官员们不愿意派遣更多的关东军,他们只想利用最少的兵力来牵制住苏联军队。他们担心如若过多地在中苏边界投入兵力,会影响他们在中国南部与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军队之间的战斗。

在东京的帝国总参谋部里,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支持关东军指挥层的这种侵略行为。但是帝国海军和日本国人民却对此感到深深的厌恶。来自纳粹德国的压力,让日本人不得不把苏联作为主要敌人来看待,这使日本统治阶层感到非常不舒服。他们根本不想在蒙古和西伯利亚(Siberian)边界一带,卷入一场北线战役中。这个分歧观点致使近卫文(Prince Konoe Fumimaro)政府垮台。但是这场存在于高级政府官员和军人之间的争论,随着欧洲战事的逼近而日趋激烈。陆军和右翼分子们大肆宣扬并且常常夸大北线战役中的伤亡人数。关东军对待东京的政策也变成了先斩后奏,司令部发布命令,允许指挥官就地正法那些临阵脱逃的士兵。 直到启动了所谓的“野战计划”之后,这种情况才渐渐消失了。“野战计划” ,即从军队的安全角度出发,允许在他们自己的防区内移动,而这无需上报帝国总参谋部。

1939年5月12日,第一次诺门罕事件(Nomonhan Incident)发生,此后不久又在那条河的周围发生了被苏联称作是第二次诺门罕事件(Battle of Khalkhin Gol)的战役。一支蒙古骑兵团穿过哈拉哈河(Khalkhin Gol),在那里波澜起伏的广阔草原上放牧他们毛茸茸的小马。随后他们向前推进了20公里,到达了蒙古人民共和(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的边境线,那里有座大村庄叫诺门罕(Nomonhan),被日本人视为不可逾越的边界线。驻扎在满洲的关东军将蒙古骑兵团赶回了哈拉哈河,但是蒙古人又反击了回来。这样反反复复的冲突事件持续了大约两周时间。红军加派了大量的增援部队。5月28日,苏联和蒙古军队歼灭了一支200人的日本军队,并缴获了一些旧式装甲车。6月中旬,红军空军部队进行了定点轰炸行动,地面部队紧随其后推进到了诺门罕地区。

增援部队日夜兼程。6月5日,朱可夫到达指定地点,他授命将贝加尔(Trans-Baikal)地区的军队调遣至诺门罕军事防区,以增援当地的红军力量。然而苏联红军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后勤供给,因为他们已经行进到远离最近的铁路650公里的地方,只有使用卡车装载军需物品沿着公路送到部队所在地,可这需要整整五天的时间。这个巨大的困难,让日本军队产生了错觉,低估了朱可夫军队的战斗力量。

日本向诺门罕前线派去了由中将小松原道太郎(Komatsubara Michitaro)率领的陆军第二十三师和陆军第七师的部分军队。关东军要求加大空中力量,以配合地面部队作战。这引起了东京方面的关注。帝国总参谋部下达命令,禁止报复性的攻击行动,并且要求关东军派一名高级官员回东京汇报当前战况。这一命令打乱了关东军司令部的全盘计划,使他们无法在预定时间内施行作战计划。6月27日早上,关东军派出他们的飞行中队,对驻扎在外蒙古(Outer Mongolia)的苏联军事基地进行轰炸。东京的总参谋部对此狂怒不已,下达了一连串命令,禁止空军部队采取更进一步的攻击行动。

7月1日夜晚,日本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过了哈拉哈河,并且攻占了一座极具战略位置的山头,这对苏联军队的侧翼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之后,最终,朱可夫用他的坦克让日本军队退回到了哈拉哈河对岸。紧接着朱可夫率军队占领了河东岸的部分地区,便开始了他最伟大的阴谋——红军称之为马斯基洛夫卡(Maskirovka)。在朱可夫秘密的筹划一次大规模进攻的同时,他的部队表面上却风平浪静般只是镇守着自己的防线。极易被破解的密电码里,传达着要求运送更多燃料的误导信息,扬声器里传出开动打桩机的巨大噪音,署名为“苏联战士防御须知”的小册子,从天而降的散播着,甚至故意洒入敌人的防御区内,这些都是为了迷惑敌人。与此同时,朱可夫要求坦克增援部队,在夜色的掩盖下急速向阵地开进。卡车司机们也是日夜兼程,不畏艰险地把弹药从铁路沿线运到前线,为这场蓄谋已久的大战做好一切后方支援准备。

7月23日,日本军队从正面发起攻势,但是他们却没能攻破苏联军队的防线。而日军的后方补给问题,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延长再次发起攻势的间隔时间。然而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到目前为止,朱可夫的军队人数增加到了58000人,还有接近500辆坦克和250架飞机。

8月20日,星期天凌晨5点45分,朱可夫下令发动突然袭击,首先是三个小时的炮轰,接着就是坦克和飞机的轮番轰炸,紧随其后的就是步兵团和骑兵团。天气酷热难耐。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机关枪和大炮有些塞膛,激起的灰尘和烟雾覆盖着整个战场。

在由三支步枪部队和一支伞兵旅组成的苏联步兵团的攻势中,日军的主要兵力正在一步步地被赶入合围圈之中,与此同时,朱可夫又派出他的三支装甲旅和一支蒙古骑兵师,从后面包抄日军,切断他们的后退之路。朱可夫的坦克军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趟过了哈拉哈河的一条支流,其中包括曾经在西班牙内战中助共和党人一臂之力的T-26s,还有后来演变为更快速的T-34的前身。这款坦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坦克阵营的主力队员,日军那些老式坦克毫无优势可言。他们的火炮也不具备穿透苏军坦克外壳的本领。

尽管缺乏有效的反坦克炮的支持,但是日本军人还是在奋力地战斗着。中尉定梶(Sadakaji)一直挥舞着他的军刀,指挥自己的坦克部队向前冲刺,直至被炮弹击中而当场身亡。日本士兵一次次冲出掩体进行反攻,把燃烧的物体掷向苏军坦克,这给苏联进攻者带来了重大的损伤。朱可夫并未因此而泄气。当贝加尔(Trans-Baikal)前线的总司令到前沿阵地来视察,暗示他此时应该暂停攻势的时候,朱可夫对此采取了漠视的态度。假如此时停止攻势,然后又开始进攻,他反驳道:那么苏联军队将会“因为我们的犹豫不决”遭受十倍于现在的损失。

尽管日本士兵从未有过屈服的念头,然而关东军过时的指挥战术和老旧的武器装备,注定他们只能以失败告终。小松原(Komatsubara)的军队被包围了,长时间的困兽之战使这支部队伤亡达到了61000人,这基本就等于彻底地毁灭了这支部队。在双方的对垒过程中,苏联红军伤15251人,亡7974人。8月31日早上,战斗结束了。与此同时,德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Pact),就在谈判结束的同时,德国向波兰边境集结了大批军队,开始为发动欧洲战争做好一切准备。单独的冲突事件断断续续地一直持续到9月中旬。综观世界时局,斯大林决定在对待日本提出的停火请求的问题上,格外地小心谨慎。

原本担心自己会被逮捕的朱可夫,却在他回到莫斯科之后,受到了斯大林的亲自接见,并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的金星勋章。此时的苏联红军正处在危难时刻,朱可夫的这场胜仗,无疑带来了震撼性的影响。这场意外的失败让日本军队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受挫感,而他们的中国敌人,无论是民族主义者还是者,却因为对手的失败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东京,主张与苏联对战的“北进”派别不得不接受现实而做出让步。以海军为主的“南进”派别,从此占了上风。1941年4月,《苏日互不侵犯条约》(Soviet–Japanese Non-aggression Pact)签订,这使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般的柏林小小的松了一口气,然而就在几周后,德国便发动了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第二次诺门罕事件的失败,使得日本调整了后来的侵略计划,他们开始觊觎法国的殖民地、东南亚的荷兰和英国,甚至包括太平洋上的美国海军。也就是在1941年冬天,东京拒绝了德国提出的再次向苏联发动战争的建议,这不仅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结果的转折点,也决定了远东战役的最终结果,还有希特勒与苏联进行的那场生死较量的最终结果。

希特勒在战前制定的那些策略,并没能一一付诸行动。那时候,比起向苏联发动战争,其实希特勒更希望与英国结成联盟,然而后来,实际行动却变成了他先发制人地挑起了与法国的战争。为了稳住东翼,以便首先全心投入西线战役中,希特勒迫使他的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与波兰交涉,希望与之结成联盟。波兰人很清楚地知道触怒斯大林的后果,而且他们认为希特勒的意图只是想把自己作为一颗围绕德国的卫星,当一把保护德国的大伞来利用,因此在对待结盟的事情上格外的谨慎小心。可是,波兰政府却因为自己的投机主义心理而做出了一系列的错误举动。当1938年德国进驻苏台德区的时候,波兰便集结军队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省的特斯臣(Teschen),华沙的波兰政府就此声称,早在1920年开始这里就已经有波兰人生活了,与此同时,波兰的国境线也向前推至了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 Mountains)一带。这一举动不仅遭到苏联政府的极力反对,同时也让英国和法国政府感到坐立不安。然而波兰的这种过度自信的行为却无形地对希特勒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波兰人原本是想建立一个对抗德国的中欧集团——也就是他们所谓的“第三个欧洲(Third Europe)”——可是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妄想。

1939年3月8日,当德国部队占领了布拉格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地方之后,希特勒告诉他的将军们他想要吞掉波兰。他极力说服他的将军们,一旦德国吞并了波兰,就可以把波兰的丰富资源为我所用,并且还可以控制欧洲中部以南的广大区域。在向西发动进攻之前,希特勒决定用战利品而不是外交手段来稳住波兰的情绪。他甚至向波兰政府谎称说,他下一步的战略计划是彻底毁灭美国的“犹太民主主义(Jewish democracy)”。

3月23日,希特勒下令占领了立陶宛的梅梅尔(Memel)地区,并将它归入东普鲁士(East Prussia)。希特勒的战争计划明显加快了脚步,因为他担心英国和法国重整军备的过程会提前结束。3月31日,张伯伦在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会议上对波兰做出了承诺,可是希特勒却并未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4月3日,希特勒下令他的将军们执行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Operation White),并预计在8月底结束这场战争。

张伯伦不愿违背自己的产主义的本意去与斯大林打交道,同时他也过分高估了波兰人的实力,因而未能及时建立一个防御集团,以阻止希特勒穿过中欧和巴尔干半岛(Balkans)地区。实际上,英国人对波兰做出的承诺,早已巧妙地把苏联排除在外。当德苏贸易会谈的报告出来之后,这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做法才引起了张伯伦政府的重新审视。本来就厌恶波兰人的斯大林,对英国和法国政府没有站出来坚决与希特勒对抗的做法感到非常失望。斯大林对英法以及波兰的厌恶之情,甚至可以追溯到一年前讨论有关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的问题上。斯大林甚至还怀疑,英法两国企图使尽浑身解数想要引发德苏战争,以避免德国将战争矛头指向自己。当然,斯大林更愿意坐观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互相争斗的好戏。

4月18日,斯大林试探性地向英国和法国政府提出建议,表示愿意与他们缔结盟约,共同抵御威胁中欧国家的侵略者。英国人一时之间不知所措。外交部长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和他的第一秘书长亚历山大·贾德干先生(Sir Alexander Cadogan)的共同反应就是,这是苏联策划的一场有阴谋的“恶作剧”。张伯伦担心,假若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那么就会激怒希特勒。另一方面,斯大林的这个提议也刺激了希特勒,迫使这位元首开始寻找与苏联独裁者之间的共同利益。毋庸置疑,波兰人和罗马人都是十分多疑的。他们担心苏联会要求自己允许红军进入并穿过他们的领土。而法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把沙俄视为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因此在苏联提出的结盟建议中,扮演着极力撮合的角色。法国认为自己不能抛开英国而单独行动,于是他们便向伦敦施压,希望英国政府能同意本国军事力量与苏联政府商谈有关联合出兵的事宜。英国人犹豫不决的态度并未打动斯大林,斯大林依然固我地进行着他秘密向西推进战线的计划。同时,他的眼睛也盯向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芬兰(Finland,)、波罗的海诸国(Baltic states)和波兰的东部地区,尤其是1920年战败后被迫割让给波兰的白俄罗斯(Belorussia)和乌克兰的部分地区。5月,就在谈判即将结束的时候,英国人不得不最终接受了这个结盟条约。但是从反反复复的谈判过程中斯大林感觉到,这是英国政府为争取备战时间而采取的缓兵之计。

更何况,在8月5日才出发前往列宁格勒的法英军事代表团,竟然乘坐的是速度最慢的轮船,这更加重了斯大林的怀疑之心。带队的法国艾梅·杜芒(Aime Doumenc)上将和英国海军上将雷金纳德·普伦基特—厄恩利—厄尔—德拉克斯(Reginald Plunkett-Ernle-Erle-Drax)阁下,丝毫没有决定权,他们能做的只是向巴黎和伦敦汇报。当然,还有一些原因也注定了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来访。杜芒和德拉克斯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红军部队在运送军需物资的时候必然得穿过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领土,而斯大林对此路线丝毫不作退让。而这一要求绝对是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两人都对,尤其是斯大林持以怀疑态度。时间在一点点的溜走,这场不成功的谈判拖延到了8月下旬,尽管法国人很迫切地需要一个这样的结盟协约,可是他们也没有办法说服华沙政府接受斯大林的这一要求。波兰总司令爱德华·希米格维—雷兹(Edward Smig?y-Rydz)元帅这样说道,“德国让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自由,然而俄罗斯却要掠夺我们的灵魂”。

希特勒对于英国和法国试图把罗马尼亚也拉入防御同盟,以对付德国进一步的入侵行为的做法感到十分愤怒,于是他认为该是重新审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了。8月2日,在柏林的办公室里,里宾特洛甫首先阐释了与苏联建立新型关系的观点。 “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地区不存在任何问题”,里宾特洛甫对希特勒这样说道,“因此在这一地区里我们与苏联也不存在任何要解决的矛盾。”

里宾特洛甫丝毫没有回避德国的入侵目标是波兰的问题,但是他暗示希特勒要一点点地来蚕食这块口中之肉。两天后,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发表声明说,德国一直以来都认为波罗的海诸国是苏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月14日,里宾特洛甫表示,他将访问莫斯科进行一次会谈。新任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指出,苏联非常介意德国派兵增援日本军队的事情,当然,此时的德日军队已经被苏联红军团团围困在了哈拉哈河两岸,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强调说苏联当局希望举行这场会谈,并且对波罗的海诸国的问题特别的关注。

对斯大林来说,有利之处显然是越来越多了。其实,早在《慕尼黑协定》签订的时候,斯大林就开始考虑要怎样对待希特勒了。准备工作早在1939年春就展开了。也就是在那一年的5月3日,NKVD(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队为了粮食问题的外交事务而犯愁。斯大林下令,“清除犹太人部” , “关闭‘犹太人教堂’”。于是,经验丰富的苏联外交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因其犹太人身份而被撤职,取而代之的是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紧接着很多犹太人也被捕了。

同希特勒达成协议,这样就可以在德国挑起西方战争的时候,斯大林能够紧紧握住波罗的海诸国和比萨拉比亚,更不用说波兰以东的地区了。斯大林已经预见到了希特勒的下一个攻击目标会是法国和英国,因此他也十分乐于看到在这场血腥的西方资本主义大战中,德国的力量能被大大的削弱。这也能够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把因为自己发动的大肃反运动而削弱的红军军事力量和低迷的士气重新建立起来。

对于希特勒而言,与斯大林签订盟约,可以保证他的战争计划顺利进行,他可以在不用同盟支持的情况下,首先入侵波兰,然后攻打法国和英国。德意之间所谓的《钢铁协定》在5月22日正式签署,但是却几乎没发挥任何作用,因为直到1943年,墨索里尼都坚持认为他的国家还未做好战争的准备。而且希特勒一直相信自己的直觉,尽管法国和英国对波兰做出了承诺,但是当他真正要入侵波兰的时候,法英两国一定会坐视不管。

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的野心越来越明显。谴责波兰作茧自缚的舆论声也越来越大。希特勒不允许出现丝毫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的迹象,因为此时,他绝对不会放弃任何发动战争的蛛丝马迹。

无疑,希特勒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煽动者,借着撕毁《凡尔赛和约》收回了西普鲁士(West Prussia)和西里西亚(Silesia)部分地区的契机,他将德国人民憎恨波兰的情绪推到了巅峰。但泽自由市(The Free City of Danzig)和连接波兰和波罗的海的波兰走廊(Polish Corridor),无情地将东普鲁士(East Prussia)与德意志帝国分割开来,这两个地方的归属问题也成了《凡尔赛和约》中最大的不公正之处。5月23日,希特勒声称,即将爆发的这场战争不仅仅是场夺回但泽自由市的战争,更重要的是为德国人民在东方寻求生存空间的战争。有一份报告显示,在波兰大约有80万德国人正在遭受压迫。8月底之前,还有7万名德国人为了躲避压迫逃回了德国本土。不出所料,希特勒向波兰政府施压,要他们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波方声称,这些德国人涉嫌参与颠覆波兰政权的活动,所以才会被。先不论事实究竟是怎样的,然而在德国人在波兰受到迫害这件事情上,纳粹党人把它无限渲染夸大化了。

8月17日,德国军队在易北河上进行军事演习,两位来自大使馆的英国军官,作为观察员被邀请同行,他俩明显地感觉到,这些年轻的德国军官“非常自信,并且笃信德国军队是所向披靡的”。但是他们的上将和那些年长的外交部官员们却感到焦躁不安,因为一旦德国入侵波兰,就会引发一场欧洲大战。希特勒时时刻刻都在说服大家,英国是绝对不会参战的。其实将军们十分担忧会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然而不管怎样,希特勒都坚信,即将与苏联签订的条约,一定会打消将军们的这种顾虑。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英国和法国会宣战,8月19日,海军元帅埃里克·雷德尔(Erich Raeder)率领小型战列舰(pocket battleships)“德意志号”(Deutschland)和“格拉夫·斯佩号”(Graf Spee),还有16艘U型潜艇,出航驶向大西洋海面。

8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德国外交部长在威廉大街宣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正式签字生效。此时的希特勒正在位于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伯格霍夫(Berghof)山庄休养,当斯大林同意在协议上签字的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的时候,他兴奋地紧握拳头,一边敲击着桌面,一边对他的随从人员高喊道:“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每个在咖啡馆的德国人都应该尖叫,因为这意味着和平”,一些英国大使馆的官员也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不久后,大使内维尔·亨德森(Nevile Henderson)先生便向伦敦汇报道,“极大的放松是此时柏林的状态之一…………德国人民再一次地对希特勒先生表示赞许,因为他能够不用战争的手段就可以达到他的既定目标。”

英国对这个消息感到震惊,而对于想要借助签订条约而从他们的传统盟国俄罗斯身上获得更多利益的法国来说,这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西班牙的佛朗哥和日本的统治阶层也感到无比的恐慌。他们都觉得自己被无情地出卖了,《产国际协约》(Anti-Comintern Pact)的提倡者,现在竟然与莫斯科结成了联盟,而此前他们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这个消息让东京政府近乎崩溃,也同样让蒋介石和中国民主主义者们深受打击。

8月23日,里宾特洛甫飞往苏联首都,开始了他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访问。在这两个极权主义政体签订的有关瓜分中欧的秘密协议中,涉及到了几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斯大林要求得到整个拉脱维亚(Latvia)地区,在希特勒三番五次打电话胁迫下,里宾特洛甫同意了这个要求。就在公开的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的协议都签订之际,斯大林提议为希特勒干杯。他对里宾特洛甫说,他知道“德国人民将会更加爱他们的元首”。

同一天,内维尔·亨德森先生飞往贝希特斯加登,给希特勒送去了张伯伦写的一封信,这是张伯伦为了避免战争而做的最后一搏。希特勒对之不予理会,反而义愤填膺地指责英国支持波兰人坚持反对德国的行为。尽管极力在劝解,亨德森最后也不得不感叹道,“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还是一名下士的男人,非常迫切地渴望在下一场战争中成为一名战无不胜的大元帅。”就在那天晚上,希特勒向德国军队下令,做好三天后入侵波兰的准备。

8月24日凌晨3点,柏林的英国大使馆收到了来自伦敦的一份代码为“王侯”( Rajah)的电报。大使们,很多甚至还穿着睡衣,开始匆忙地烧掉使馆里的秘密文件。正午时分,所有在德国的英国人便收到了一份警告,要他们立刻离开德国。不久前才从贝希特斯加登回到柏林的大使亨德森,与他的参谋人员打了一夜的桥牌,此时已经筋疲力尽。

第二天,亨德森又去拜见了刚回到柏林的希特勒。希特勒提出,等德国军队占领了波兰之后,会与英国签订一份条约,但是当亨德森提出,为了保证条约的顺利签订,德军必须停止入侵行动并且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兵的时候,希特勒怒火冲天。希特勒再次重申了他的观点,如果必须发动战争,那么现在发动总比等到我55岁或者60岁的时候好。然而真正让希特勒感到意外和震惊的是,那天晚上英国和波兰签订了《英波条约》(Anglo-Polish Pact)。

在柏林,英国外交官们设想着种种糟糕的情况。“我们已经将所有的随身行李都搬到了大使馆宴会厅里,”其中一位大使这样写道,“这里看起来就像是维多利亚车站,大批的乘客正在等待火车接他们前往港口。”而在英国、法国和波兰的德国大使馆的人们,被告知立刻返回德意志帝国或者前往中立国。

8月26日,星期六,德国政府取消了坦嫩贝格战役(Battle of Tannenberg)胜利25周年的纪念庆典。然而实际上,这场庆典只是用来掩饰东普鲁士的军队数量的。一天前,旧式美国战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Schleswig-Holstein)就已经抵达了但泽,表面上看来这是一次友好访问,但是波兰当局却根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报纸杂志上满篇报道,说这艘战舰将要轰炸波兰,目标是维斯图拉河(Vistula)口的韦斯特普拉特半岛(Wester-platte Peninsula)。

那个周末,柏林的人民享受着暖暖的阳光。万塞(Wannsee)的格林瓦尔德(Grunewald)海滨浴场,挤满了晒太阳和游泳的人。尽管公告已经清楚地写明了作战计划,然而人们悠闲放松的状态,好像根本就不会爆发战争似的。在英国大使馆里,官员们开始畅饮地下室里的香槟酒。在他们的记事本里这样写道,大街上的德军数量迅速的在增加,许多士兵都穿着新式的黄色长统靴,而这些皮革还没有来得及打蜡上油。

在权衡了英国和法国对波兰的支持态度之后,就在原计划要发动入侵战争的前一天晚上,希特勒改变了主意。他仍然寄希望于英国对波兰的支持态度会有所动摇。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因为没有及时收到推迟入侵时间的命令,勃兰登堡(Brandenburger)突击队攻入了波兰,并且占领了一座重要的桥。

希特勒当然希望发动入侵波兰的战争,所以他假装同意与英国、法国甚至是波兰签订协议。因此,一系列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希特勒拒绝讨论任何波兰政府提出的事项,他将谈判的时间定在8月30日的午夜时分,然而他却不邀请任何来自华沙的大使参加。他还拒绝墨索里尼政府的任何斡旋提议。8月28日,他再次下令德军,做好9月1日入侵波兰的战争准备。

另一方面,里宾特洛甫的言行也让波兰和英国大使琢磨不透。他总是习惯性地凝视远方,然后陷入沉思,而完全忽略他周围的一切,似乎他眼前的所有人都没有资格分享他的思想。8月30日中午,谈判的僵局状态结束了,里宾特洛甫同意与亨德森会面。亨德森要求知道条款的具体内容。里宾特洛甫“拿出了一份很长的文件”, 亨德森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这样写道,“他用德语读给我听,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用极其不耐烦的口气,一气儿念了过去…………当他读完,我请求他把文件拿给我看一下。里宾特洛甫先生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的请求,轻蔑地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摔,然后告诉我,现在已经过了午夜时分,没有一名波兰大使前来柏林谈判,因此,这次谈判已经失效了。”第二天,希特勒就颁发了入侵波兰的一号指令“白色方案(Operation White)”,而这次入侵行动早在5个月前就开始准备了。

由于在以前的冲突中有超过一百万人死亡的前例,因此巴黎拒绝出兵,并默认了希特勒的入侵行为。9月1日,虽然英国的广播电台里传出了要求立即疏散伦敦的儿童的消息,但是,大部分的英国人却仍然相信,纳粹党领导人只是在吓唬他们而已。波兰人不会有这样的幻想,然而华沙却没有丝毫恐慌的痕迹,相反是迎接战争的决心。

纳粹党人的最终目的是制造一个符合自己的战争计划的宣战借口。密谋行动由莱茵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代表党卫军全国领袖(Reichsfuhrer-SS)海因里希·希姆勒( Heinrich Himmler)全权计划和组织。海德里希仔细挑选了党卫军中最可信任的一队士兵。他们得制造一起德国邮船在波兰境内被袭击的事件,然后还要偷袭波兰的边境城镇格莱维茨(Gleiwitz)的无线电台,把德国邮船被袭击的事件从这个无线电台发布出去。纳粹党卫军从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里挑选了几名穿着波兰士兵服的俘虏,给他们吃了,让他们听从自己的指挥,在党卫军士兵袭击了邮船之后,这些波兰俘虏被当场杀死,尸体被留下来当做证据。8月31日下午,海德里希给他的上级打了一个电话,报告说他已经布置完毕,并且编好了待发布的密电码:“祖母死了(Grandmother Dead)!”请求审核通过。在欧洲爆发的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批受害者是来自集中营的那几名被谎言欺骗谋杀的波兰俘虏,这令人心寒不已。

1939年9月1日凌晨时分,德军集结在波兰边境线待命。除了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老兵之外,几乎所有现役的德军士兵都没有过参加战争的经历。在这黑暗孤独的夜色里,大部分士兵都在考虑,在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是否还能幸存下来,他们是否会在战争中给自己丢脸。在邻近西里西亚的边境阵地上,一名装甲部队的指挥官给正在等待总攻命令的士兵们描述着他途经的环境:“在漆黑的森林里,一轮满月高高挂在天上,透过月光看出去,轻轻的薄雾笼罩在我们的周围。”

4点45分,靠近但泽的海面传来了第一声炮响。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号,这艘曾在1916年参加过日德兰半岛(Jutland)战役的“老兵”,在黎明前就到达了位于韦斯特普莱特半岛(Westerplatte Peninsula)的指定位置。它用它280mm的主力炮弹向波兰要塞开炮。早已藏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上的一支德国海军冲锋队,以暴风骤雨般的阵势向岸上冲去,可是却被波军的枪林弹雨击退了。在但泽市里,波兰志愿军们奋力守卫着位于赫维留广场(Heveliu Splatz)的中央邮局,但是面对纳粹党的突击他们根本不占据任何优势,更何况,纳粹党卫军和德军后备军力正在源源不断地向但泽挺进。这场战斗之后,几乎所有但泽市的波兰幸存者都被德军处死了。

城市的公共建筑上挂满了纳粹党的宣传横幅,牧师、老师和一些突出的波兰人士,连同犹太人一起被围捕在教堂里,教堂响起了钟声。在附近的斯图特霍夫(Stutthof)集中营里,源源不断涌入的新战俘,让工作人员们应接不暇。在战争后期,斯图特霍夫成了为但泽解剖医疗机构提供人体实验标本的最大供应基地,在那里,德国人将尸体处理并制成各种皮革制品和肥皂。

希特勒比原定计划延迟了6天才对波兰发动了入侵战争,这给了纳粹国防军足够的时间,使他们能够又整合调编了21个步兵师,还有两个机械化师。换言之,德国军队现在拥有300万的配备,还有40万匹马和20万辆车。光波兰前线万德军士兵,可是许多士兵的枪膛里却没有一颗子弹,而且得到的命令只是原地驻守。不过就算是士兵们真枪实弹的全副武装了,也没有更进一步明确的战略行动计划让他们去执行。

与此相反,波兰的战争准备显然很不充分,因为此前英国和法国政府就一再的警告华沙,假如波兰过早的集结军队,就恰好让希特勒有了入侵的绝佳借口。直到8月28日,波兰才下达了全面集结部队的指令,然而第二天就撤销了这个指令,因为英国和法国的大使都劝说波兰政府,要坚持到最后一秒,以等待谈判的一线日,波兰政府再次下达全面集结部队的指令。这种犹豫不定的态度带来了一片混乱。直到9月1日,才仅仅有三分之一的部队到达了指定的防线位置。

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继续坚守阵地,直到法国人能信守承诺,从西面发起进攻,给予他们支援。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amelin)将军曾在5月19日就保证过,一旦法国政府下达集结军队的命令,“大部分他的军队力量”将会在十五天之内前往支援波兰军队。但是时间和地理条件都对波兰人极其不利。在北边,德国人已经从东普鲁士攻入了波兰的中心地带;在西边,德国人已经到达波美拉尼亚湾(Pomerania)和西里西亚地区(Silesia);而在南边,德国已经控制了斯洛伐克。因为不知道已经秘密的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波兰政府根本就没有在东边部署任何防御工事。事实上也是,假如既要阻止纳粹入侵,又要防止苏维埃攻击,这对于同一个国家政体来说,确实是一件不可思议而且不能接受的事情。

9月1日4点50分,就在德国士兵们等待着发起进攻命令的时候,他们听到身后传来阵阵飞机的轰鸣声。当一架架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Stukas)、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 Messerschmitts)和 亨克尔(Heinkels)咆哮着飞过他们的头顶的时候,他们知道,作为先头部队,这是纳粹德国空军即将展开对波兰机场的轰炸攻势。之前德国军官就警告过他们的士兵,波兰人也许会采取阴险的手段来进行反击,他们会用装扮成平民样的游击队员偷袭德军士兵或者破坏德军的防御工事。波兰的犹太人更被德国军官定义为“布尔什维克和反德国主义者的朋友”。

德国国防军的计划是,同时从北、西和东三面攻入波兰,并且要以“极迅速和极冷酷”的方式。因此,不仅调用了装甲纵队,还动用了纳粹德国空军的力量,目的就是在波兰人修筑好防御工事之前就彻底击溃他们。北方集团军群(Army Group North)从波美拉尼亚湾(Pomerania)和东普鲁士向波兰发起攻势。他们的进攻重点是穿过但泽走廊,然后从东南方向包围华沙。由上将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率领的南方集团军群(Army Group South),则从南面的西里西亚地区向华沙快速挺进。这两个集团军的目的是,围困维斯图拉河(Vistula)以西的大部分波兰军队。配备大量机械化装备的第十军(Tenth Army),则在南面的中央地带形成了镰刀阵型。在它的右边,由三支山地作战师、一支装甲师、一支机械化师和三支斯洛伐克师组成的第十四军(the Fourteenth Army),则从德国的傀儡国斯洛伐克出发,朝克拉科夫(Krakow)方向前进,从北面对波兰展开进攻。

就在入侵行动开始的那天早晨,希特勒从德国总理府出发,穿过柏林市中心的威廉大街(Wilhelm strasse)和巴黎广场(Pariser Platz),前往克罗尔歌剧院(Kroll Opera House),纳粹党卫军全程护送。这里以前坐落的是德国国会大厦,但是就在1933年纳粹党执政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地烧毁了国会大厦。希特勒一再地强调着,那些经过他仔细考虑后,才对波兰提出的那些史无前例的合理要求,却被华沙无情的拒绝了。就在同一天,这“十六条和平条款”出版了,纳粹党的宣传机构用一种冷嘲热讽的语气暗示,华沙政府得为这场战争负全责。在一片振奋人心的欢呼声中,希特勒宣布,但泽回到了德意志帝国的怀抱。住在这座自由之城的国际联盟高级专员卡尔·雅各布·伯克哈特(Dr Carl Jakob Burckhardt)教授,被迫离开。

在伦敦,当德国入侵波兰的行动被证实之后,张伯伦便下达了总动员的命令。也就在大约十天前,英国才开始为战争做准备。张伯伦不想完全调动兵力,因为这也许会在欧洲产生可怕的连锁反应,就像1914年那样。防空和沿海防御是首先考虑的防御工事。随着德国入侵行为的开始,英国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现在,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希特勒是在虚张声势。英国民众和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的情绪十分高昂,坚定的态度远比一年前的慕尼黑危机还要来的强烈。然而尽管如此,内阁和外交部还是花费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来起草一份最后通牒,为的是让希特勒能自动从波兰退兵。可是,即便是这份文件起草完毕了,它读上去还是不像是一个最后通牒,因为文件里根本没有涉及到最后撤兵的时间。

在法国,当内阁会议听完了大使罗伯特·库隆德尔(Robert Coulondre)从柏林发回来的报告之后,第二天,达拉第(Daladier)就下令全面动员。其中一个会议记录员这样写道:“‘战争’这个准确的词语并未在会议上被使用”。内阁们都是以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来提及战争的。同时下达的命令还包括,疏散危险区的儿童。民众们都认为,战争的爆发将会以大规模的轰炸作为前戏。于是从接到命令的那天晚上开始,包括首都在内的很多城市都实行了灯火管制,目的是不让德军轰炸机找到目标。

在巴黎,德军入侵波兰的消息铺天盖地般飞来,然而人们却一天比一天坚信,战火是不会燃烧到整个欧洲的。外交部长乔治斯·博内(Georges Bonnet)和大多数的极端主义者们,都在谴责波兰的“愚蠢的行为和顽固的态度”。他还幻想着能拉墨索里尼入伙,然后与德国签订另外一个慕尼黑式的协议。然而“总动员”还在继续,一批又一批的后备军人从巴黎东站(Gare de l’Est in Paris)乘火车出发,前往梅斯(Metz)和斯特拉斯堡。

毫无疑问,华沙的波兰政府开始怀疑同盟国会再一次退避三舍。事实上,在伦敦的政治家们已经从含糊其辞而且也没有最后期限的条款中感觉到,张伯伦在试图逃避曾经对波兰做出的承诺。但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仍旧遵循着外交政策的老套路,似乎是在强调他们对德国人的“闪电战”( Blitzkrieg)的异议。

9月1日夜晚,柏林依旧酷热难耐。黑漆漆的德意志帝国首都的大街上只有几片零星的月光,担心会成为波兰空袭的目标,柏林采取了灯火管制措施。同时采取的还有另外一种管制措施。戈培尔下令,禁止任何德国人民收听国外电台,若有违反者,将以重罪处置。里宾特洛甫拒绝英法大使一同向德国递交最后通牒的做法,因此,在21点20分的时候,亨德森向德国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立刻从波兰撤兵。半小时后,库隆德尔递交了一份法文版本的最后通牒。然而在仔细阅读完整个文件之后,希特勒却感到异常兴奋,因为他更加确信,就算是到了最后关头,英法两国还是会退缩不前的。

第二天,英国大使们就不得不与他们的德国仆人们告别,然后搬进了附近的一座阿德隆饭店(Adlon Hotel)。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外交事件在三个国家的首都之间戏剧性地上演着。由于借口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充分的备战准备和疏散民众,法国迟迟没有做出战争的决定,这让伦敦政府变得更加敏感多疑。英法政府都深知采取一致行动的重要性,并且乔治斯·博内(Georges Bonnet)和他的同僚们一直都在为推迟战争的大爆发而做着不懈的努力。然而不幸的是,优柔寡断的达拉第却让博内继续给罗马的法西斯政府灌输召开国际会议,商谈世界时局的观念。博内致电伦敦,请求英国给予支持,可是不管是外交部长哈利法克斯勋爵,还是张伯伦本人,都拒绝任何商谈举动,除非德国军队彻底从波兰领土上撤走。不仅如此,哈利法克斯还亲自致电给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Count Ciano),直言除非法西斯军队撤兵,否则一切免谈。

因为那份对最后撤兵期限含糊其辞的最后通牒,那天下午伦敦爆发了内阁危机。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一再地强调和法国保持一致的必要性,这意味着假如欧洲大战来临,英国可以借助法国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然而以参谋长为代表的怀疑派,驳斥了这种逻辑。他们担心的是,如果英国不主动出击,法国也会按兵不动。必须明确地规定最后撤兵期限,已经迫在眉睫。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内,与下议院议员们的交谈让张伯伦更受打击。张伯伦还在为延迟宣战的举动做解释,可是回应他的却是无声的抗议。不久之后,劳工党(Labour Party)的领袖阿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就站了出来,就连保守的顽固派也听到了他们要“代表英格兰说话”的呐喊声。格林伍德的意思十分明确,就是要让张伯伦在第二天早晨给议会一个合理的交代。

那天晚上,外面下着倾盆大雨,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传唤法国大使夏尔·科尔班(Charles Corbin)前往唐宁街(Downing Street)。他们还与巴黎的达拉第和博内通了电话。尽管几个小时前,达拉第在议会厅接见备战工作人员的时候,了解到有关战争准备已经一切就绪的情况,可是即便如此,法国政府还是不愿意急于宣战。准确的词语“战争”仍旧在法国官员们的讨论中是被回避的。取而代之的,在波旁王宫(Palais Bourbon)里盛行的是像“国际局势的义务”这样的短语表达方式。张伯伦很清楚,假如明天早晨还不能向德国递交一份带有最后撤兵期限的通牒的话,他的政府将面临垮台,好在达拉第最后同意了法国不再采取任何拖延时间的做法。他答应张伯伦,法国的最后通牒将会在第二天到达德国政府的手中。于是,张伯伦立刻传唤了英国内阁人员。一份明确写上时间限制的最后通牒,连夜被起草并且通过。这份通牒将由柏林的内维尔·亨德森先生在第二天早上9点递交给德国政府,并且要求德国政府在两小时内给予回复。

9月3日,星期六早上,内维尔·亨德森先生就带着伦敦发来的最后通牒前往希特勒的驻地。此前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一再保证,英国一定会做出让步,所以当接到这份最后通牒的时候,希特勒感到十分惊讶。当听完这份文件之后,希特勒陷入了沉思之中。许久之后,他愤怒地对里宾特洛甫咆哮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里宾特洛甫是个高傲自大、装腔作势的人,就连他的岳母都厌恶地称他为“一个极度危险的傻瓜”。他一直告诉希特勒,他十分清楚的知道英国肯定会做出退让的。而此时,他却无言以对。在接到库隆德尔送来的法国的最后通牒之后,戈林对希特勒的随行翻译说,“如果我们战败了,也许只有上帝才会收留我们。”

经过了一夜的,第二天早晨的伦敦,空气清新,阳光明媚。伦敦英国议会大厦钟楼上的大本钟(Big Ben)敲了十一下,然而还是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柏林的有关最后通牒的答复。柏林的亨德森打了个电话给伦敦,再次说明自己也未收到任何来自德国的答复。当时钟敲响十一下的时候,大约三分之一的官法庭(Chancery)秘书处的职员停止了工作,并且在玻璃上贴上了便签条,上边写着除非希特勒做出让步,否则他们将停止做任何工作。

11点15分,张伯伦在唐宁街10号的内阁会议厅(Cabinet Room),向全英国人民播放广播。广播的最后,当英国国歌响起的时候,全国人民都站了起来,一些人还掉下了眼泪。首相用既简洁又富有感染力的话语发表演讲,然而人们还是从他的语调中听出了悲伤和筋疲力尽。就在他简短的演讲结束的时候,空袭警报声便咆哮而来。人们一窝蜂地跑入了地窖和避难所,惶恐地等待着黑压压的轰炸机的到来。可是这只是一个假警报,很快就响起了安全警报声。一种广泛被采用的英国式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是给茶杯盖上盖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掩盖事实的方式。民意调查(Mass Observation)组织的研究显示,这种方式远比想象的还要冷漠。“大家都在传言,在战争刚刚开始的那几天之内,几乎所有重要的城镇都已经被炸成一片废墟。”报告这样写道。“在战火中,有数以百计的人亲眼目睹了轰炸机。”

三辆装满军人的卡车从伦敦穿过,市民们听到他们在高歌。“去蒂珀雷里(Tipperary)的路还很长”,尽管曲调很欢快,但还是无法避免地让人们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段可怕历史。伦敦披金戴甲,随时准备迎接战争的到来。在骑士桥(Knights bridge)兵营对面的海德公园(Hyde Park)里,机械化的大铁铲挖起一车又一车的泥土,士兵们将泥土装入沙袋里,然后在政府大厦周围修筑掩体工事。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外的雕塑王的守卫者(King’s Guard),也穿上了熊皮大衣,扎上了猩红色的束腰。它们现在都戴着钢盔,身披战甲,佩戴着并不锋利的尖刀。无数银白色的气球在城市上空升起,完全改变了地平线的位置。红色的邮箱筒上,也装上了探测有毒气体的黄色探测器。所有玻璃窗上,都横七竖八地贴满了纸,以防碎玻璃渣四溅。人们的装备也有所改变,很多穿着制服和平民衣服的人,都戴上了用纸盒做的简易防毒面罩。火车站里挤满了等待疏散的儿童,这些怀里还抱着布娃娃和泰迪熊的孩子们,衣服上都贴着行李标签,上边写着他们的名字和地址。夜晚,又到了灯火管制的时间了,整个城市一片漆黑,什么都无法分辨。只有几个司机敢借着半遮掩的汽车大灯,在黑暗的路面上小心谨慎的前行。大部分人都只能躲在黑暗的屋子里收听BBC(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

在同一天,澳大利亚(Australia)和新西兰(New Zealand)也对德国宣战了。在没有征得任何印度政治领袖同意的情况下,英属印度(The British-controlled government of India)也对德国宣战了。三天后,刚换了执政党的南非(South Africa)也对德国宣战了。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加拿大(Canada)也正式对德宣战了。那天晚上,英国的雅典娜号(Athenia)轮船被德军的U-30潜水艇击沉。大约112人遇难,其中有28名北美人。不容忽视的是,那一天,张伯伦以少有的热情将他认为最吹毛求疵的政治家请进了政府官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曾担任过海军大臣职务的丘吉尔(Churchill),此时又重新回到了海军部,他下令首席海军军务大臣(First Sea Lord)告诉所有皇家海军(Royal Navy):“温斯顿(Winston)回来了!”

当英国宣布参战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柏林的情绪只有一丝的波动。大部分德国人对这个消息感到惶恐和沮丧。他们一直都很相信希特勒的好运气,相信他会在不引起欧洲战争的情况下就把波兰收为囊中之物。同样,尽管博内极力从中斡旋,但是法国的最后通牒(通牒中同样避免了使用“战争“一词)在规定的17:00到来的时候,也没有得到来自德国的任何答复。尽管目前法国的态度是对“我们必须解决此事”表面上是给予支持的——实际上却是“敷衍了事”——然而就连反军国主义分子似乎也默认了分子不愿“为但泽送命”的做法。更有甚者,一些法国高级将领开始埋怨英国,认为是他们把法国拉入了战争。“他们把这个既成事实强塞给我们,”政府首席联络官保罗·德·维里卢姆(Paul de Villelume)将军这样写道,“因为英国人害怕我们会对德国人采取软弱态度。”9个月之后,由于他极端的消极懈怠主义造成的不良影响,保罗·雷诺(Paul Reynaud)取代他成为了法国总理。

无疑,英法两国对德宣战的消息,给华沙带来了极大的快乐。由于丝毫没有察觉到法国的犹豫态度,于是在两国大使馆前,都聚集着欢呼雀跃的波兰人。广播里轮流播放着这三个同盟国的国歌。狂喜的气氛让很多波兰人都笃信,法国承诺对德展开攻势,这一举动将会很快将战争局面扭转,转向他们乐意看到的结果。

当然,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另外一些丑陋的事情。一些波兰人砸烂了德国邻居们的门,以示对德国入侵波兰的报复。突如其来的战争带来的恐惧、愤怒和混乱状态,使得德国人在很多场合都成了被攻击的对象。9月3日,在波兰比得哥什(Bydgoszcz,又称为布龙贝格)的街头发生了一场混战,造成大约223名德国人死亡,而德国官方历史记录册里统计的死亡人数则是1000人。对在波兰的德国人的死亡人数统计,数字是2000至13000人,不过,最可能的死亡人数是6000人。后来,戈培尔将这一数字扩大化为58000人,试图指证波兰对德国人的种族灭绝行为。

在欧洲大战的第一天里,德国第四军团(Fourth Army)从波美拉尼亚地区发起攻势,最后全面攻占了但泽走廊。东普鲁士答应重归德意志帝国。第四军团的先头部队还占领了通过维斯图拉河(Vistula)下游的一座重要的桥梁。

第三军团(Third Army)从东普鲁士出发,向东南方向的纳雷夫河(River Narew)推进,从侧面包围莫德林(Modlin)和华沙。与此同时,被迫退回罗兹(Lodz)和克拉科夫(Krakow)的南方集团军群的陆军队伍,伤亡惨重。粉碎了大部分波兰空军力量的纳粹德国空军,此时集中火力配合国防军地面部队的作战计划,同时还对波兰防线以内的地区进行轰炸,以切断波军的通讯联络和后援补给。

德国士兵对途经的波兰村庄表现出了极端厌恶和极度蔑视的态度。许多村庄都没有波兰人,而是住满了犹太人。德国士兵形容这些村庄是“大垃圾场和原始部落”。当看到留着胡须穿着土耳其长袍的“东方犹太人(eastern Jews)”的时候,德军士兵的反应尤为强烈。他们的身体特征,他们“闪烁其辞的眼神”和当他们“恭敬地脱去帽子”而表现出来的“阿谀奉承的友好”状态,像极了纳粹德国反犹太人的宣传刊物《先锋报》(Der Stürmer)里所描绘的,犹太邻居重返德意志帝国的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再是个体的犹太人的敌人,”一名上等兵(代理下士的上等兵)这样写道,“而是一个整体的犹太人的敌人群。”那些不是纳粹党卫军成员的普通德军士兵,开始随心所欲地鞭打犹太人,剪断年长的犹太人的胡子,羞辱甚至年轻的犹太人妇女(尽管纽伦堡法案严厉禁止种族混合)并且放火焚烧犹太教会堂。

尤其是,士兵们还接到了要他们多加防范波兰人的破坏行为和波兰游击队员对他们放暗枪的行为。一旦听到一声枪声,犹太人群便成了首先被怀疑的对象,尽管实际上这个袭击行为更像是波兰游击队员所为。许多大屠杀行为都是由于过度紧张的哨兵开枪,然后其余德军士兵们也立即开枪而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很多时候德军士兵会误杀到彼此。指挥员们对这种混乱状态感到非常恐慌,但是似乎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这种被他们称为非正规军精神病——带有自我强迫性的担心自己会被射杀的行为。(他们有时也会称这种表现为狙击手精神病——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担心会被从灌木篱墙里冒出来的子弹射杀。)但是后来,很少有军官会阻止士兵们的盲目的报复性行为。像投球一样,手榴弹被投入普通家庭的地窖里或者是避难所里,而不是投向游击队员。德军士兵们认为这是正当合理的自我保护行为,绝非战争罪行。

由于长期受波兰游击队员的偷袭,德军士兵精神高度紧张,开始滥杀无辜并且焚烧村庄。几乎没有士兵会去浪费时间,把这些事情向上级汇报。在他们的概念中,波兰人和犹太人根本不值得他们那么做。老百姓的死亡人数远多于其他种类的人。其中,希特勒的贴身保镖、纳粹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卫队”(Leibstandarte Adolf Hitler),是滥杀无辜的典型。然而,大部分的屠杀行为都是由后方的党卫队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秘密警察(Security Police)和德国侨民护卫武装自卫队(Volksdeutscher Selbstschutz militia )(德国种族自卫队)(Ethnic German Self-Defence)所为,这些人的复仇心理极强。

德国官方声称,在过去5周的战役中,大约有超过16000名平民被处决。然而实际的数字或许远比此高,到年底的时候,这个数字逼近了65000。10000波兰人和犹太人,在明则克(Mniszek)附近的格拉佛尔矿场(Gravel Pits)被德国种族自卫队屠杀;另外,8000人则在卡尔斯佛(Karlshof)附近的森林里被处决。波兰平民的房子,偶尔还包括整个村庄,都被复仇性的烧毁。总共有超过500座乡镇被烧成了灰烬。在一些地方,行进中的德军,甚至会点燃村庄和农田,作为夜间行军指引方向的标志。

犹太人也和波兰人一样,当德军部队到来的时候,便很快地躲藏起来。这让德军士兵变得更加神经质,他们确信,盯着自己的不仅仅有来自地窖入口处和天窗的眼睛,还有暗藏在某处的武器。有时,德军士兵们似乎很愿意摧毁那些在他们看来是不健康和充满敌意的波兰村庄,好像这样就可以防止自己的祖国免受不良思想的侵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一切抢劫的机会——金钱、衣物、珠宝、食物和寝具——这些东西无一逃过被抢劫的命运。而在入侵时,他们遭遇的憎恨似乎为侵略提供了借口,这让他们更分不清孰因孰果。

尽管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然而老旧的武器装备和无线通讯设备的缺失,都成了妨碍波兰军队战斗的重要因素。任何想要以退为守的作战行动,都因无法及时与其侧翼部队联系,而贻误战机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波兰军总司令希米格维·雷兹元帅,早已预言这场战争必将失败。就算法国兑现承诺对德军展开攻势,一切也为时已晚。9月4日,信心百倍的希特勒告诉戈培尔,自己根本不畏惧同盟国发起的攻势。他预见这就是巴伐利亚王位之战——一场十拿九稳的“土豆之战”。

9月6日,德军第十四集团军占领了历史悠久的大学城克拉科夫(Krakow)。就在波兰守军犹豫是否撤退的时候,伦德施泰特率领的南方集团军群迅速向前挺进着。然而三天之后,德军最高指挥部——陆军总司令部(OKH)或者称为国防军陆军司令部(Oberkommando des Heeres)——开始担心波兰军队可能会躲开德军在维斯图拉河(Vistula)以西地区设的包围圈。因此,德军北方集团军群(Army Group North)的两个军团授命向东推进,假如战局需要,他们将会推进到布格河(River Bug),在更远的地方形成对波兰军队的第二层包围圈。

在但泽附近,英勇的波兰守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还依然奋勇地守卫着韦斯特普莱特(Westerplatte)据点。9月7日,在德军斯图卡飞机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上的重型武器的轮番轰炸下,波军被迫投降。紧接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这艘元老级的战舰便向北驶去,援助德军攻打格丁尼亚(Gdynia)港口的战斗。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9月14日,以德军的胜利而告终。

在波兰,德军越逼近首都,受到来自波军的抵抗就越强烈。9月10日,第四装甲军的一支部队到达了首都华沙城外,但是很快就被迫撤军。波军将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在维斯图拉河(Vistula)东岸,随时准备将炮弹射向自己的首都,这充分显示了波兰人誓死保卫首都的决心。9月11日,苏联召回驻华沙的大使和大使馆的全体人员,但是这丝毫不能改变波军在维斯图拉河东岸做好的随时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

在其他地区,装备落后的波军,在德军的包围圈攻势下,纷纷沦为俘虏。9月16日,德军在华沙以西8公里的范围内,展开了一次大型的包围圈式的围捕行动,在布楚拉河(Bzura)和维斯图拉河的交汇处,德军围困了两支波兰军队。最终,在纳粹德国空军高密度的集中轰炸攻势下,波军的抵抗防线被彻底瓦解。德军共捕获了12万名俘虏。勇敢的波兰空军,与159架老旧的战斗机——看起来就像来山得(Lysander)(斯巴达统帅,击败雅典海军,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在雅典扶植三十僣主统治,科林斯战争中阵亡)一样古板的P-11战斗机——根本就不是狡猾的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的对手。

任何有关西方联盟国家会援助自己的幻想,很快就如肥皂泡般彻底破灭了,波兰人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地步。有了法国总理达拉第的撑腰,甘末林(Gamelin)将军拒绝做出任何举动,除非英国会派遣远征军(Expeditionary Force),并且所有的后备役军队全部组织到位。他还提出理由说,法国还需要从美国那里购买武器装备,这也是需要时间来准备的。总体来说,法国的军队主义信条从根本上就是以自我防御为主。甘末林根本不顾任何曾经对波兰做出的承诺,极力回避任何有关主动出兵的话题,因为他一直笃信莱茵河谷(Rhine Valley)和德国的Westwall(西方壁垒)(亦称为Siegfried line,即齐格菲防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在西部边境建筑的防御阵地体系,与法国的马其诺防线相对峙)是坚不可摧的。英国人的骨子里也并没有更多的好斗基因。他们把Westwall称作“Siegfried line”(齐格菲防线):在他们欢快的假想战歌里,他们高唱想把洗好的衣服挂满战壕。英国人认为时间对他们是非常有利的,他们的思维逻辑让人无法理解,他们认为德国人的封锁恰恰是他们最有利的战争因素,尽管苏联已经很明显地表示会帮助希特勒,给他的战争工厂里提供一切需要的东西,可是英国人还是认为一切根本不用着急。

政府没有出兵帮助波兰,这让很多英国人觉得是种极大的耻辱。RAF(英国皇家空军)派出飞机,向德国境内抛洒传单,却被人们当做“我的小册子”和“五彩纸屑战争”的笑料。为了消除国人产生的羞愧之心,9月4日,英国轰炸了位于威廉港(Wilhelmshaven)的德国海军基地,然而这并未起到什么实质的作用。同一天,英国远征军(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的先头部队登陆了法国,并且在未来的五周内有总计158000名英军士兵穿越了英吉利海峡(the Channel)。然而英国人并未与德军发生火力冲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十二月。

除了向萨尔布吕肯(Saarbrucken)附近的德国领土前进了很少的几公里之外,法国人并未采取任何别的措施。起初德国人还担心会遭受到来势汹汹的攻击。希特勒也特别关注英法两国的动态,因为大部分德军都被调遣到了波兰战场,可是他渐渐发现,这只不过是英法两国象征性的举措而已,根本不足为惧。德国陆海空三军最高指挥部——也称为OKW(最高统帅部)或者是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很快就松了一口气。根本不需要为此调遣任何部队。英法两国地做出了背信弃义的行为,尤其是波兰在七月的时候向他们交出了德军密码破译机之后,这种行为更加严重。

9月17日,也就是波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秘密协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按照协议内容,苏军长途跋涉,从东方边境线进入了波兰境内,波军的伤亡人数也随之有所下降。希特勒对苏联领先一步采取军事行动感到十分意外,不过斯大林也意识到了,一旦自己采取军事行动来干涉波兰战争的话,西方同盟国必将会立刻对苏宣战。自信满满的苏联政府宣称,在波兰爆发的战争已经迫使自己必须采取行动来保护波苏边境的白俄罗斯人(Belorussians)和乌克兰人(Ukrainians)。此外,克里姆林宫还提出,自己不再遵守与波兰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因为华沙政府已不复存在。波兰政府不得不连夜撤出华沙,然而这不过是单纯的逃离苏军占领华沙的境地。部长们不得不以飞快的速度逃往罗马尼亚边境,为的是防止从乌克兰西南面的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Kamenets-Podolsk)出发的苏联红军,会切断自己的逃生之路。

边境线的交通阻塞了,大量逃难的平民车辆,让军用车辆的行驶变得缓慢不堪,不过那天晚上,边防哨所还是给这些挨打的波兰人放行了。在离开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波兰人都带了一小撮自己故乡的土或者一小块石头。很多人都流下了悲伤的眼泪。还有少数人忍受不了背井离乡的痛苦选择了自杀。罗马尼亚平民对这些逃难的人们十分友好,然而罗马尼亚政府却迫于德国政府的压力,不得不将这些逃难的波兰人遣送回国。除非执行逮捕命令的罗马尼亚军官是法西斯铁卫团(Iron Guard)的支持者,否则通过贿赂,可怜的波兰难民是可以逃脱被逮捕和拘留的厄运的。一些波兰人在被逮捕过程中逃脱了,大部分波兰人则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的波兰官方人员的组织下,从康斯坦萨(Constanza)和其他黑海港口乘船前往法国避难。还有一些人逃往匈牙利、南斯拉夫和希腊,也有一小部分人,不畏艰难,向北穿过波罗的海诸国(Baltic states),向瑞典逃去。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OKW(最高统帅部)迅速下达命令,让布格河流域的德军部队做好撤回的准备。同时密切关注柏林和莫斯科的动向,以确保根据秘密协议派往苏联各个区域的德国人,能赶在苏联红军进军之前撤离。

与同盟国的第一次不愉快的接触发生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以北的地方。9月22日,在正式的阅兵仪式之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最大要塞移交给了苏联红军。很不幸的是,在这次移交仪式中与德国军官接触的那些苏联军官,之后便成了贝利亚(Beria)的NKVD(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主要逮捕对象。

处在包围圈中的波兰人还在坚持不懈的战斗着,他们一次次地尝试突破德军的包围圈,孤立无援的士兵们分散作战,将阵地转向了那些不易进入的森林、沼泽和山脉。通往东方的道路挤满了躲避战争的波兰难民,耕田用的手推车、破旧的车辆、甚至是自行车,随处可见。“敌人常常会在空中出现,”一名年轻的波兰士兵这样写道,“可是即便这些飞机飞得很低,还是超出了我们老旧的毛瑟枪(Mausers)的射程。战争的惊心动魄很快就变得单调乏味了,每天我们都能看到同样的场景:平民们在德军的空袭中四处逃散,护卫队被迫分散前行,卡车或者手推车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沿路的气味从未有过任何改变。那些没人管的死马散发的味道,臭气熏天。我们只能在夜间行军,我们还不得不学会在行军中睡觉。抽烟是被绝对禁止的,因为任何一点点微弱的火星,都会招致纳粹德国空军疯狂的轰炸。”

华沙仍旧是波兰人反抗最强烈的地方。希特勒急于想要拿下这座波兰的首都,于是纳粹德国空军开始了般的狂轰乱炸。由于这座城市本身就缺乏有效的防空防御系统,因此面对德军的空袭,波兰人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9月20日,纳粹德国空军派出620架飞机轰炸华沙和莫德林。第二天,戈林下令第一航空舰队和第四航空舰队加大攻击力度。轰炸力度空前强大——纳粹德国空军甚至派出了容克52运输机向地面投放燃烧弹。在这样的强大攻势下,10月1日,华沙投降了。碎石瓦砾下的尸体和发胀的马匹尸体,横七竖八地摆满了大街小巷,整个华沙散发出浓浓的恶臭味道。大约25000名平民和6000名波兰士兵,在这场突袭中丧生。

9月28日,就在华沙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时,里宾特洛甫再次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就划清两国分界线的问题签订了“边界友好”附加条约。在这个条约中,苏联几乎是用整个立陶宛的代价,换取了德国占领波兰的领土的一小部分。被苏联占领的德国领土,将划归到纳粹党人的旗下。在这些领土中,斯大林政党政权将被移交给德国和其他一些政治党派。之后,德苏两国将发表声明,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欧洲战争,当下必须解决“波兰问题”。

毫无疑问,在这份《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Pact)中,德国是最大的赢家。曾碍于英国海军封锁威胁的德国人,现在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向英国宣战了。除此之外,苏联还向德国提供一切物资援助,包括粮食、汽油和锰,斯大林还答应帮助运输别的物资,尤其是德国无法在国外购买到的橡胶轮胎。

在莫斯科会谈进行的同时,苏联还向波罗的海诸国施加了压力。9月28日,一份“互助”条约被强加给爱沙尼亚。在随后的两周内,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也被迫签订了类似的条约。按照条约,这三个国家将在接下来的夏天里并入苏联,尽管斯大林个人一再地承诺保证会尊重三国的主权,然而NKVD还是清除了25000名“不良分子”。

就在纳粹党人接受斯大林接管波罗的海诸国和占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的要求的同时,他们惊奇的发现,斯大林想要控制黑海海岸和靠近普洛耶什蒂(Ploesti)油田的多瑙河(Danube)河口的野心,不单单是种挑衅,更是种极大的威胁。

孤立无援的波军,一直持续抵抗到十月,然而战败带来的打击无疑是残酷的。与德军交战的波军武装力量伤亡惨重,大约70000人死亡,133000人受伤,还有700000人则沦为了俘虏。而德军的损失数字为44000人,其中仅有11000人死亡。弱小的波兰空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全军覆没,可是纳粹德国空军才仅仅损失了560架飞机,而这些飞机都是因为在执行空袭任务的时候,相撞或者是遭受地面火力攻击而损失的。而自苏联入侵以来产生的伤亡人数则让人匪夷所思。据称,红军有996人死亡,2002人受伤,波军有大约50000人死亡,却没有任何有关人员受伤的数字。这种反差极大的数字,也许只能用处死行为来解释了,其中还包括第二年春天发生的大屠杀,还有发生在卡廷森林(Katyn Forest)的那次屠杀行动。

希特勒没有立刻宣布波兰灭亡的消息,他希望在十月能说服英国和法国与自己签订一份协约。西方任何一个同盟国家都没有给予波兰援助,这让希特勒意识到,英国尤其是法国,根本不想继续这场战争。10月5日,在埃尔温·隆美尔少将的陪同下,希特勒在华沙举行的庆祝胜利的阅兵大典上,接受了德军士兵们的祝贺,之后他召开了外国记者招待会。“先生们,”他说道,“你们眼前是一片废墟的华沙。这也是对伦敦和巴黎那些仍旧想要继续这场战争的人们的一个警示。”第二天,在德国国会大厦,希特勒发表了一份“和平宣言”。但是当这份宣言被英法两国政府拒绝,并且得知苏联已经下定决心要彻底消灭其境内的波兰人种的时候,希特勒最后决定要完全彻底的灭亡波兰。

被德国占领的波兰,政体被划分成了两块,中部独立管理,而西南部和其余各部均纳入德意志帝国统一管理(包括北部的西但泽普鲁士和东普鲁士,西部的瓦尔特兰和南部的上西里西亚)。随后,纳粹党便展开了在“德国化(Germanized)”占领区域内的种族清理行动。他们将在波罗的海诸国、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半岛地区,开辟德国种族(Volksdeutsche)殖民地。波兰城市被重新命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德国将军在附近战斗,因此罗兹被改名为Litzmannstadt。波兹南改回了它的普鲁士名字叫波森(也译作波兹南),并且被定为华尔斯高(Warthegau)的首都。

作为波兰爱国主义象征的天主教堂,也遭到了迫害,牧师们被逮捕并被驱逐出境。为了彻底清除波兰文化和防止波兰领导阶层卷土重来,学院和高等院校被关闭。只有基础教育被允许继续进行,但是也仅仅是开设一些奴性化的课程。克拉科夫大学(Krakow University)的教授和工作人员,在十一月份被驱逐出境并被关入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而那些波兰政治犯们则被遣送到奥斯威辛的一所旧装甲营里,后来更名为Auschwitz(奥斯威辛)。

纳粹党官员开始挑选年轻力壮的波兰青年去做劳工,而那些年轻的妇女则被派去做佣人。希特勒告诉他的军队总指挥官沃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将军,德国新占领的这些地区里,需要的是“廉价的奴隶”,不是那些“乌合之众”。而那些符合雅利安人(Aryan)标准的金发碧眼的白皮肤孩子们,被送到德国并被德国人收养。西但泽普鲁士的长官阿尔贝特·福斯特(Albert Forster)是个极端的纳粹党纯化论者,他授命对辖区内的波兰人进行大规模的德国种族化改造行动。然而对于波兰人来说,他们宁愿被驱逐出境,宁愿选择背井离乡,也不愿接受这种羞辱和令人厌恶的改造。很快地,这些波兰人就被强令加入了纳粹德国国防军。

10月4日,希特勒针对军队里杀害囚犯和平民的行为,发布了一个特赦令。他们已经在“杀害波兰人的暴力行为的自责中得到了惩罚”。然而许多军官对他们眼前看到的这种松散的军队纪律感到忧虑万分。“我们亲眼看到士兵们焚烧波兰人的村庄,抢劫波兰人的财物,杀害波兰平民和抢夺由此得到的战利品,而这种种行为是完全不加思索的。”一位炮营指挥官这样写道,“这些成年的男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且是毫无顾忌的所作所为——是在触犯法律和军令,并且是有损德国士兵荣誉的做法。”

第八集团军(Eighth Army)司令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上将,强烈反对SS(纳粹党卫军)和它的附属机构——安全警察和德国侨民护卫武装队杀害波兰平民的做法。在听到有关他的记录之后,希特勒暴怒地说,“你不能用一副救世军(Salvation Army)的状态去进行一场战争”。来自军队的任何形式的反对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不过大多数德国军官还是认为,波兰是没有存在价值的。几乎没有人会站在道德的角度去反对这场入侵战争。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经历过激烈混战的自由军团的元老们,也被卷入了波兰边境的战斗中,尤其是发生在西里西亚地区的战斗。

从很多角度看来,波兰战争及其后果,都成为之后希特勒推行他的种族主义方针,甚至是发动对抗苏联的种族战争的实验品。大约45000名波兰和犹太平民被杀死,大部分都是被普通德军士兵杀死的。SS行动队用机枪扫射了一所精神病院的病人。另外一支行动队本来是被派往德军部队后方,在坦嫩贝格(Tannenberg)从事研发代码的工作的,但是他们却四处搜捕并且杀死了很多艺术家、法官、著名记者、教授和任何他们认为在将来会与波兰秘密抵抗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占领国秘密发起的抵抗组织)有联系的人。9月19日,纳粹党卫队副总指挥海德里希(Heydrich)告诉他的军队参谋长,陆军炮兵上将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必须公开进行一次“清算行动,对象为包括犹太人、知识分子、教士和贵族”。起初的恐怖行动是杂乱无章的,尤其是德意志民兵的加入,更让行动显得毫无组织性,但是到了年底的时候,一切清算行动都变得越来越连贯和明确。

尽管希特勒从未改变过自己对犹太人的仇恨之情,然而1942年爆发的工业种族灭绝行动(Industrial Genocide)却并未在他的计划之内。他沉浸在自己的反犹太主义思想和在欧洲建立纯粹的纳粹精神体系的信念中,因此他认为必须“清除”所有犹太人带来的影响。但是在战争爆发之前,他的计划中并未包含残忍的屠杀灭绝行为。他的计划是营造一种极度压抑的氛围,迫使犹太人自动移居国外。

纳粹党对待“犹太人问题”的政策在不停的波动。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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